若荆、扬安稳无事，发其吏救之可也。今荆、扬盗贼槃结不散，武陵、南郡蛮夷未辑，长沙、桂阳数被征发，如复扰动，必更生患。其不可一也。又兖、豫之人卒被征发，远赴万里，无有还期，恐十五万户，不得一士。诏书迫促，必至叛亡。其不可二也。南州水土温暑，加有瘴气，恐死亡者十四五，必道路奔散不能禁。其不可三也。远涉万里，士卒疲劳，比至岭南，不复堪斗。其不可四也。军行三十里为程，而去日南九千余里，三百日乃到，计人禀五升，用米六十万斛，尚不计将吏驴马之食，但负甲自致，费便若此。其不可五也。设军到所在，死亡必众，既不足御敌，当复更发，此为刻割心腹，以补四支。其不可六也。九真、日南，相去千里，发其吏民，犹尚不堪，何况乃苦四州之卒，以赴万里之艰哉！其不可七也。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，益州谚曰：「虏来尚可，尹来杀我」。后就征还，以兵付刺史张乔。乔因其将吏，旬月之间，破殄寇虏。此发将无益之效，州郡可任之验也。宜更选有勇略仁惠任将帅者，以为刺史、太守，悉使其住交阯。今日南兵单无谷，守既不足，战又不能。可一切徙其吏民，北依交阯，事静之后，乃命归本。还募蛮夷，使自相攻，转输金帛，以为其资。有能反间致头首者，许以封侯列土之赏。故并州刺史长沙祝良，性多勇决，又南阳张乔，前在益州，有破虏之功，皆可任用。昔太宗就加魏尚为云中守，哀帝即拜龚舍为太山太守。宜即拜良等，便道之官（袁宏《后汉纪》十八，《后汉·南蛮传》）。

伏勤专介，见畀属辞。试乞巧于天女孙，则为宜耳；顾求福于木居士，不亦左乎！得非所蒙，愿窃有复。恭惟某官世济其美，材称乎官。一同甚敏于割鸡，半刺即观于展骥。有渥题舆之宠，何待推毂之功。不即人而人即之，行且召矣；其求士甚士求我，盖亦有焉。某既受一廛，当迎别驾。比何武之荐龚舍，则恐过情；期魏谟之继郑公，所当拭目。

虞夏商周，所传者为何道？所守者为何法？秦灰汉壁，时有断缺，而遗文大义，尽在此书，至于平王而止耳。《春秋》之作，始乎隐公，盖自平王而下也，是虞夏商周之事，推之百世，其可知也。此吾夫子之本心，而鲜有知其说者。草茅孤生，无所见闻，遭遇明时，得以一奉玉堂从容之对，如皋陶所谓九德，周公所谓三宅三俊，此为虞夏商周所守之法也。衣冠爵里，尚有所守之法以遗其后，而况三王四代无一法可为经久之用乎？有所可守之法，则是法也不徒尔，是必有所从来者。皋陶、周公之书，其反覆曲折，固亦详矣，独不曰如之何，其知人也。即此说以求之，则知所从来者。尧以是传之舜，若皋陶则见而知之，文、武、周公父子也而处，若周公则见而知之。庶言庶狱，杂然见于前者，是为有司之事。惟知人一节，有以见人君之心术，情伪邪正，盖于此乎分矣。是以禹、皋陶尝端拜而议之，周公又从而鼓舞发挥之，在知人，在安民，惟知人则民所由安也。都俞吁咈，多不过数语，独于此问答，穷竟有不能自已者。要其所归，谓亦行有九德，亦言其人有德，古今之情，盖亦不相远。非有九德之行，则安能名状？是人之为有德也，言偃知有澹台灭明者，龚胜知有龚舍，扬雄知有蜀庄之才之令，非曰苟知之，盖亦瞭然如数一二尔。周公于夏后氏则曰：「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」。以是知古之用人，亦以虚名为不足贵也。谓我所知者，诚然乎有是九德之行者，皋陶所陈九德，而夏后氏守之，以为知人之准的在是也。则知人一事，岂为无法可传乎！三宅三俊，古书繁省虽若不同，而脉络则一。夏后氏不能易此说，商人不能易此说，其在文王、武王又不能易此说。文王、武王又不能易此说，文王、武王之有是心，所谓不可忽者其位也，晓然可以处此者人也。则克知三有宅，灼见三有俊，亦文王、武王之心如是，盖有不约而同者。由禹至于汤五百馀岁，由汤至于文王五百馀岁，皋陶之陈《谟》，周公之作《立政》，去之千岁，如交一臂者，其道同也。道之大原，圣人得之，圣人达而在上，则为帝为王。自古以传道为帝王之事，尧曰「咨尔舜」，舜亦以命禹，此发端则见于夫子，而纤悉则见于孟轲之书。扬雄苦心极力，有以见圣人之蕴，且其为说曰：「学之为王者事，其已久矣」。扬雄以此一事为达而在上者，故继之以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汲汲，仲尼皇皇」，谓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汲汲然相传以是也，匹夫得之，此仲尼所以皇皇乎奔走半天下，谓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」。惜哉！仲尼之不得如其所欲者，亦道之不幸也。虞、夏、商、周数圣人相传，以是举而措之天下，无过无不及，因以是强名之曰中。箕子又从而增益其说，子思适在末流，所得又愈多。以圣人之道如此其中也，圣人之心如此其平且正也，以此为知人之具，则所知亦至矣。虞、夏、商、周所传有是道，则所守有是法。秦、汉之下，此学不传，而此道未尝或熄也，其亦无所待乎！明天子以刚健之资，齐圣之德，所用者宽柔之教，宵旰求治，于兹八年。流俗之论，皆以为责治效似或太速，然终未有卓然一说可以起唐虞三代之治，岂不为日力可惜也哉！前数岁进言者，多引汉宣帝故事。宣帝以察为明者，此何足法？一二年来，闻之道涂，以为大昕视朝，乙夜观书，每慨然欲慕贞观之事，岂为宣帝褊狭苛碎，不足以有为也！一时可喜，莫如贞观之事，然圣学高远，度越前代，岂一太宗度长絜大而止耳！太宗之规摹盖有所自来者，天下固知其说出于魏郑公，而不知此说又有所自来。三王四代之说聚于河汾，有王者作，而此说乃为有用之说也。太宗知人而善任使，盖有本者如是。隋之天下若无一人为可用，及贞观之初，乃有不可胜用之人。有天下者，每患人才不给于前，此不为圣哲论也。圣哲之君，知人而善任使，人乐为之用，所以乐为之用者，得以尽其所长故也。房玄龄策杖来谒军门，一见如旧，此以何术而知之？马周尝客于中郎将，为之条二十事，帝问其所从来，即召之。未至，使者数辈趣于道。太宗得一布衣徒步之人如未尝得士者，是其知之者亦审矣。一时大将如英卫，又皆出于罪亡之馀，而相许以气，相忘于烦文末节之间，则其知之者，又不为不审也矣。今明圣在上，朝无倖位，国无游民，虽未能遽如贞观礼全乐备之举，然而讲学光明，三王四代之事固已先得之矣。今欲混一区宇，兼制夷狄，是当取太宗之所长而略其所短，他日知太宗之所长止于是，则三王四代不难到也。太宗固有意于三王四代之事，使其从容于商、周之际，得其所传之道，而又知其所守之法，愚恐高宗、成康未能远过之也。惜乎！此学不传久矣，悠悠六合，无以此说为己任者。王通之在河汾，知之未至者也，故其所以设施不过如此耳！太宗可以为三王四代之事，而于道术已裂之后，求其说而不得。尝观宇文士，及一涉巧佞，太宗即正色谓之曰：「或者劝我远佞人，不识佞人为谁，今乃信然」！应对唯诺而得夫所谓佞者，此岂不为治世事耶？此贞观之所由治也。又尝因士及以一说自解，且谓南衙群臣面折廷诤，天子不得一举手。乃知贞观之所以治，似非偶然者。以太宗之威，擅乎八区，乃若不胜衣者；以太宗之辨，周乎万物，乃若不能言者。太宗之所自视如是缺然，此贞观之所由治也。虽然，太宗之所闻，不过行帝道而帝，行王道而王耳！贞观之规摹，盖自此发之。有于宣帝之前上论唐虞之际，下及商周之盛，则当以为迂阔不可用。愚故曰：宣帝何足法！是当取太宗之所长而略其所短，如太宗之所长止于是，则皋陶、周公之书有如日月。